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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右翼到大流氓——被称为“国士”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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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玉誉士夫是日本战后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也将是本书中期反派之一，不方便在正文里对他进行太多的介绍，只能放在作品相关里，下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截取于《战后日本的**与治理》一书，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很好的一本专业书。
田中角荣的命运暂且不表，笔者想先对洛克希德案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中间人儿玉誉士夫做一个简单的描述。笔者认为，了解这个曾对日本政治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右翼”+“**”人物，对于我们理解二战后日本政治运行的“潜在法则”，特别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变迁，是有帮助的。
“国士”一词来源于我国，专指一个国家中智勇双全、才能出众的人。《战国策?赵策》就有“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的表述。《史记》在描写韩信的《淮阴侯列传》中，也提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洛克希德案中涉嫌充当行贿受贿“掮客”的儿玉誉士夫，当时就被称为日本的“国士”。表面上他是一个热心慈善事业，爱好哲学，痛恨官僚**，对金钱无欲无求的人。但实际上，儿玉二战前为日本右翼“行动派”代表人物之一，二战后是日本多个黑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人、政经界幕后黑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本的代理人，对多位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鸠山一郎组建民主党时曾经得到过他的资金资助，岸信介则曾经是他在巢鸭拘留所时同为二战甲级战犯的狱友。政治家河野一郎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日本政治家河野洋平的父亲，是自由民主党内的实力派国会议员。历任行政管理厅长官、经济企画厅长官、农林大臣、建设大臣等要职，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被认为是内阁总理大臣的有力人选。、大野伴睦等人更是与他交情匪浅，1960年儿玉誉士夫给自己办了一个“生人葬”，对于如此荒诞不经的事情，这两位碍于情面，还亲自跑去“送葬”，上香“祭拜”。据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1982年出版的小说《寻羊冒险记》中的那位“先生”，就是以儿玉为原型构思出来的。
要说其实这位一度权倾日本黑白两道的儿玉出身还是比较贫苦的。明治维新后日本武士阶层失去特权地位，1911年2月，出生在日本福岛县一个武士家庭的儿玉誉士夫对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有深刻体会的。他本姓山田，后随当医生的养父改姓儿玉。青年时代，他还曾被送往在朝鲜半岛的一个亲戚家生活，儿玉的亲姐姐后来也嫁往朝鲜半岛。儿玉回到日本，从“京城商业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相当于我国的中专、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一度当了一段时间工人。这位“国士”儿玉誉士夫，是不是真的智勇双全值得商榷，但作为二战前侵略性极强又好斗的日本右翼“行动派”代表人物，他对于暴力的崇拜和喜好是毋庸置疑的。
1931年（昭和6年），时任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因为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大幅压缩军费得罪了日本军部。受右翼思潮控制的舆论一边倒地将日本经济遇到的困难、国内国民生活的困苦都归咎于犬养毅政府，特别是井上这个主管经济的大藏大臣。年仅20岁的儿玉誉士夫给井上准之助寄去过一封附着短刀的信称，“这把刀是用来护身，还是用来切腹自裁，请自由决断”，言下之意：与其被我们刺杀，不如你自己自杀算了。因为这封威胁信儿玉被判入狱5个月。出狱后不久，儿玉誉士夫又纠结右翼组织“天行会?独立青年会”的一帮同伙，计划先用炸药炸掉东京的发电站，再乘黑暗杀掉当时的政府政要，实现政变的目的。结果在准备手榴弹时发生意外爆炸，儿玉逃走后遭人举报，在藏身之所被警察包围，他用手枪自杀未遂身负重伤，随后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
这个时期的日本，疯狂而偏执。只要打着“忠于天皇”的旗号，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杀人、侵略等一切非法行为都会获得狂热的拥戴。遭儿玉威胁的井上准之助最终还是于1932年3月被右翼政治团体“血盟团”暗杀，同年5月犬养毅首相在自己家被山岸宏、三上卓等11名海军年轻士官枪杀。日本国民不但不谴责暴力，还通过“上血书”、“寄手指”等方式为11名士官请愿，要求从轻发落这些“爱国”青年。在此背景下，儿玉誉士夫的恐怖行径，也没有遭到谴责，反而被视为“忠君爱国”的表现，一举奠定了他在“行动派”右翼中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于暴力的“信仰”。1959年（昭和34年），儿玉曾与狱友岸信介约定，后者将在辞职后把首相宝座交给儿玉的“好友”大野伴睦。然而在后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岸信介实际支持的是池田勇人。儿玉誉士夫大怒，派出受自己控制的右翼政治团体“大化会”原会员荒牧退助在新首相就任庆祝仪式上试图刺杀岸信介未遂。二战后儿玉誉士夫还曾试图以“东亚同友会”的名义将日本国内的黑社会组织都统合起来，港台警匪片中经常出现的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反对此设想，结果，儿玉誉士夫又派出其控制的东声会会员木下陆男枪杀山口组重要人物田中清玄，导致田中受重伤。其实说起来，山口组二战后的“中兴”还与儿玉的帮助密不可分，所以他才会对于山口组“忘恩负义”、“不听招呼”感到怒不可遏。山口组起源于日本港口城市神户的码头工人地下组织，其第一代领导人山口春吉和第二代领导人山口登都非常注意构建在执法者中的“人脉关系”，仗着有“保护伞”的优势，不断吞并神户港内的大小组织，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战期间，日本军部对国内的地下组织采取严厉镇压政策。在日本军部这个最大的“专业黑社会”面前，山口组等“民间业余选手”统统死光光。到1943年，山口组只剩下约30多名成员，其第三代领导人田冈一雄还是靠着日本皇纪2600年纪念活动中的大赦才得以逃出生天。二战结束后，日本港口劳动工人大多数都是**的支持者，不愿意为美军搬运物资。美国方面就让儿玉誉士夫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儿玉找到了在神户港当“大哥”的田冈一雄。如此一来，山口组傍上了美军这根日本最粗的“大腿”，并从垄断神户港的物资搬运权开始了所谓“中兴之路”。话说当儿玉誉士夫找到田冈一雄的时候，这个哥们手底下才不过30多人，完全是处于风雨飘摇最困难的时期，儿玉誉士夫也因此自认为对山口组有恩。
回到儿玉誉士夫，说起来他对暴力的痴迷虽然一以贯之，但二战前后的儿玉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从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黑社会带头大哥！儿玉身上所体现出的“行动派”右翼对“任侠系”黑社会的渗透和统合，其实恰恰代表了二战后日本右翼和黑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1936年从监狱放出来后，儿玉誉士夫旋即加入了右翼政治团体“国粹大众党”。1937年，他获得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的赏识，逐渐开始介入对中国的情报特务工作。淞沪会战后日军侵占上海，儿玉誉士夫受海军委托在上海建立特务情报组织，这也成为他聚敛财富、建立贯穿日本政经两届人脉的起点岩川隆著：《日本的地下人脉》，光文社1983年版。作者在此书中认为，日本政治影响很大的政治资源圈子有“中曾根康弘的海军人脉”、“岸信介的满洲人脉”与“儿玉誉士夫的上海人脉”。能与两位首相的势力并列，可见儿玉的影响力。。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的儿玉，年仅27岁就指挥着一个可以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特务组织——“儿玉机关”。据美国陆军情报部的内部报告，儿玉机关当时在上海不但插足盐铁交易，强占矿产资源、农场、养鱼场等，还经营秘密武器工厂。其所拥有的财富，一度达到了惊人的17亿美元。日本宪兵还曾经因儿玉中饱私囊太过分而将其逮捕入狱。但由于得到当时日本右翼元老、神风敢死队首倡者大西泷治郎海军中将的庇护，儿玉很快就被放了出来。1942年他还煞有介事地参加了日本第21回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在东京5区的所有候选人中得票率位列第8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二战前的儿玉，仍然只是一个标准的行动派右翼分子，尽管崇尚暴力，且与某些黑社会人物关系不错，但却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儿玉已经开始渗透并控制黑社会组织。他所掌握的儿玉机关，也还是一个拿编制、有经费的正规特务组织。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一度非常积极地打击极端国家主义，摧毁日本“行动派”右翼极端势力的组织，明确战前曾在政府机关出任公职的右翼政治家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多数右翼政治团体被强行解散，一度有烟消云散的趋势。然而，由于中国等二战中备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话语权，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清算工作完全被美国一国利益所左右。昭和电工案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担心日本社会党、日本**等进步力量借助工人运动的力量掌握政权，影响自己的防共**大业，竟然将盟军统帅部的首要政策目标从遏制军国主义变成了**，负责**情报工作的盟军总部参谋二部（g2）逐步掌握了对日政策的主导权。参谋二部部长查尔斯?安德鲁?威洛比（charlesandrewwilloughby）与日本右翼走得也比较近，曾遭打击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马上死灰复燃，借机抬头。1952年（昭和27年），时任法务总裁木村笃太郎就以**的名义提出，要拨专款3亿日元建立一支忠于日本右翼政治力量的“二十万人拔刀队拔刀队：日本西南战争中，由精于日本剑术的东京警察和旧日本武士组成，专门用于贴身白刃战的部队，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敢死队”。”。这一构想，虽然由于时任首相吉田茂的强烈反对而最终流产，但木村等人却转而借助“任侠系”日本黑社会组织的力量。据说，为了获得黑社会的“协力”，木村向黑社会老大提出了“今后对于赌博犯罪，只要不是现行犯，就一律不管”的条件作为交换。
日本的“行动派”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这两个中国人听起来可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共同点：“行动派”右翼鼓励个人“敢想敢干”，通过暴力实现极端国家主义的政治诉求，其逻辑非常简单血腥——“不喜欢支持孙中山的首相犬养毅没问题，杀上门去砍了那个老头，然后大喊几声天皇万岁，你就是日本的英雄”；而后者则同样崇拜天皇，将其视为黑社会组织的最高精神领袖。在“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内部的重要仪式上，那些作为见证人的黑社会大佬的背后或者头上，总是会挂上写着“天照皇大神”的条幅，颇有“天照皇大神（天皇）”才是这些宗教仪式的最终见证者的意味。在赞成使用暴力、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等方面，“任侠系”黑社会与“行动派”右翼更是如出一辙。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行动派”右翼不屑于干一些“任侠系”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开赌场妓院等事情，他们谋求的首先是国家权力，其次才是财富。一般来说，“行动派”右翼的财富来源相对更为“体面”，社交圈中政要名流多一些。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对于儿玉誉士夫这样的右翼“行动派”，往往还心怀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敬意，遇有黑社会组织发生内部冲突的时候，右翼大佬们常常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这实际上也是二战后右翼政治势力渗透、统合黑社会组织的基础。
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一度被美国人作为甲级战犯关进了监狱，他从上海搜刮回来的财富也面临被没收的危险。但和岸信介等其他日本甲级战犯一样，面对美国一方面不废除天皇，另一方面强力弹压右翼政治团体的两手，都来了一个大变脸，转而鼓吹“日美同盟”，声称只有和美国合作才是日本未来的出路，表现出日本右翼彻头彻尾“欺软怕硬”的功利和现实。据说，从监狱放出来时，儿玉就已经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专门负责帮助盟军查获被其他人隐匿的战前日本军用物资。然而，2007年3月12日，美国解禁的一份中央情报局对日机密文件中对于儿玉的评价很低——“几乎不具备什么收集情报的能力，是一个专业的骗子，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捞钱”。
儿玉誉士夫将政治化“任侠系”黑社会团体与捞钱几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例如，1959年（昭和34年），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3月，134个进步社会团体召开大会，自发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当时日本国内几乎所有的左翼进步力量全部参与进来。另外，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也意识到了危机，成立“全日本爱国团体会议（下文称全爱会）”，将当时比较活跃的日本右翼政治组织几乎都统合起来，试图与前者对抗。4月26日，“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展开第十五次全国统一行动，发动群众请愿、集会和示威。日本国会收到请愿书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到330万人次，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请愿”。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方面却提出总统艾森豪威尔将于6月19日访日。由于日本警力已经完全用于应对游行、抗议和示威，如何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就成为让岸信介政府非常棘手的难题。按照当时接待艾森豪威尔工作总负责人桥本登美三郎的计算，为确保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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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玉誉士夫是日本战后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也将是本书中期反派之一，不方便在正文里对他进行太多的介绍，只能放在作品相关里，下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截取于《战后日本的**与治理》一书，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很好的一本专业书。
田中角荣的命运暂且不表，笔者想先对洛克希德案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中间人儿玉誉士夫做一个简单的描述。笔者认为，了解这个曾对日本政治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右翼”+“**”人物，对于我们理解二战后日本政治运行的“潜在法则”，特别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变迁，是有帮助的。
“国士”一词来源于我国，专指一个国家中智勇双全、才能出众的人。《战国策?赵策》就有“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的表述。《史记》在描写韩信的《淮阴侯列传》中，也提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洛克希德案中涉嫌充当行贿受贿“掮客”的儿玉誉士夫，当时就被称为日本的“国士”。表面上他是一个热心慈善事业，爱好哲学，痛恨官僚**，对金钱无欲无求的人。但实际上，儿玉二战前为日本右翼“行动派”代表人物之一，二战后是日本多个黑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人、政经界幕后黑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本的代理人，对多位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鸠山一郎组建民主党时曾经得到过他的资金资助，岸信介则曾经是他在巢鸭拘留所时同为二战甲级战犯的狱友。政治家河野一郎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日本政治家河野洋平的父亲，是自由民主党内的实力派国会议员。历任行政管理厅长官、经济企画厅长官、农林大臣、建设大臣等要职，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被认为是内阁总理大臣的有力人选。、大野伴睦等人更是与他交情匪浅，1960年儿玉誉士夫给自己办了一个“生人葬”，对于如此荒诞不经的事情，这两位碍于情面，还亲自跑去“送葬”，上香“祭拜”。据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1982年出版的小说《寻羊冒险记》中的那位“先生”，就是以儿玉为原型构思出来的。
要说其实这位一度权倾日本黑白两道的儿玉出身还是比较贫苦的。明治维新后日本武士阶层失去特权地位，1911年2月，出生在日本福岛县一个武士家庭的儿玉誉士夫对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有深刻体会的。他本姓山田，后随当医生的养父改姓儿玉。青年时代，他还曾被送往在朝鲜半岛的一个亲戚家生活，儿玉的亲姐姐后来也嫁往朝鲜半岛。儿玉回到日本，从“京城商业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相当于我国的中专、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一度当了一段时间工人。这位“国士”儿玉誉士夫，是不是真的智勇双全值得商榷，但作为二战前侵略性极强又好斗的日本右翼“行动派”代表人物，他对于暴力的崇拜和喜好是毋庸置疑的。
1931年（昭和6年），时任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因为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大幅压缩军费得罪了日本军部。受右翼思潮控制的舆论一边倒地将日本经济遇到的困难、国内国民生活的困苦都归咎于犬养毅政府，特别是井上这个主管经济的大藏大臣。年仅20岁的儿玉誉士夫给井上准之助寄去过一封附着短刀的信称，“这把刀是用来护身，还是用来切腹自裁，请自由决断”，言下之意：与其被我们刺杀，不如你自己自杀算了。因为这封威胁信儿玉被判入狱5个月。出狱后不久，儿玉誉士夫又纠结右翼组织“天行会?独立青年会”的一帮同伙，计划先用炸药炸掉东京的发电站，再乘黑暗杀掉当时的政府政要，实现政变的目的。结果在准备手榴弹时发生意外爆炸，儿玉逃走后遭人举报，在藏身之所被警察包围，他用手枪自杀未遂身负重伤，随后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
这个时期的日本，疯狂而偏执。只要打着“忠于天皇”的旗号，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杀人、侵略等一切非法行为都会获得狂热的拥戴。遭儿玉威胁的井上准之助最终还是于1932年3月被右翼政治团体“血盟团”暗杀，同年5月犬养毅首相在自己家被山岸宏、三上卓等11名海军年轻士官枪杀。日本国民不但不谴责暴力，还通过“上血书”、“寄手指”等方式为11名士官请愿，要求从轻发落这些“爱国”青年。在此背景下，儿玉誉士夫的恐怖行径，也没有遭到谴责，反而被视为“忠君爱国”的表现，一举奠定了他在“行动派”右翼中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于暴力的“信仰”。1959年（昭和34年），儿玉曾与狱友岸信介约定，后者将在辞职后把首相宝座交给儿玉的“好友”大野伴睦。然而在后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岸信介实际支持的是池田勇人。儿玉誉士夫大怒，派出受自己控制的右翼政治团体“大化会”原会员荒牧退助在新首相就任庆祝仪式上试图刺杀岸信介未遂。二战后儿玉誉士夫还曾试图以“东亚同友会”的名义将日本国内的黑社会组织都统合起来，港台警匪片中经常出现的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反对此设想，结果，儿玉誉士夫又派出其控制的东声会会员木下陆男枪杀山口组重要人物田中清玄，导致田中受重伤。其实说起来，山口组二战后的“中兴”还与儿玉的帮助密不可分，所以他才会对于山口组“忘恩负义”、“不听招呼”感到怒不可遏。山口组起源于日本港口城市神户的码头工人地下组织，其第一代领导人山口春吉和第二代领导人山口登都非常注意构建在执法者中的“人脉关系”，仗着有“保护伞”的优势，不断吞并神户港内的大小组织，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战期间，日本军部对国内的地下组织采取严厉镇压政策。在日本军部这个最大的“专业黑社会”面前，山口组等“民间业余选手”统统死光光。到1943年，山口组只剩下约30多名成员，其第三代领导人田冈一雄还是靠着日本皇纪2600年纪念活动中的大赦才得以逃出生天。二战结束后，日本港口劳动工人大多数都是**的支持者，不愿意为美军搬运物资。美国方面就让儿玉誉士夫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儿玉找到了在神户港当“大哥”的田冈一雄。如此一来，山口组傍上了美军这根日本最粗的“大腿”，并从垄断神户港的物资搬运权开始了所谓“中兴之路”。话说当儿玉誉士夫找到田冈一雄的时候，这个哥们手底下才不过30多人，完全是处于风雨飘摇最困难的时期，儿玉誉士夫也因此自认为对山口组有恩。
回到儿玉誉士夫，说起来他对暴力的痴迷虽然一以贯之，但二战前后的儿玉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从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黑社会带头大哥！儿玉身上所体现出的“行动派”右翼对“任侠系”黑社会的渗透和统合，其实恰恰代表了二战后日本右翼和黑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1936年从监狱放出来后，儿玉誉士夫旋即加入了右翼政治团体“国粹大众党”。1937年，他获得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的赏识，逐渐开始介入对中国的情报特务工作。淞沪会战后日军侵占上海，儿玉誉士夫受海军委托在上海建立特务情报组织，这也成为他聚敛财富、建立贯穿日本政经两届人脉的起点岩川隆著：《日本的地下人脉》，光文社1983年版。作者在此书中认为，日本政治影响很大的政治资源圈子有“中曾根康弘的海军人脉”、“岸信介的满洲人脉”与“儿玉誉士夫的上海人脉”。能与两位首相的势力并列，可见儿玉的影响力。。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的儿玉，年仅27岁就指挥着一个可以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特务组织——“儿玉机关”。据美国陆军情报部的内部报告，儿玉机关当时在上海不但插足盐铁交易，强占矿产资源、农场、养鱼场等，还经营秘密武器工厂。其所拥有的财富，一度达到了惊人的17亿美元。日本宪兵还曾经因儿玉中饱私囊太过分而将其逮捕入狱。但由于得到当时日本右翼元老、神风敢死队首倡者大西泷治郎海军中将的庇护，儿玉很快就被放了出来。1942年他还煞有介事地参加了日本第21回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在东京5区的所有候选人中得票率位列第8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二战前的儿玉，仍然只是一个标准的行动派右翼分子，尽管崇尚暴力，且与某些黑社会人物关系不错，但却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儿玉已经开始渗透并控制黑社会组织。他所掌握的儿玉机关，也还是一个拿编制、有经费的正规特务组织。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一度非常积极地打击极端国家主义，摧毁日本“行动派”右翼极端势力的组织，明确战前曾在政府机关出任公职的右翼政治家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多数右翼政治团体被强行解散，一度有烟消云散的趋势。然而，由于中国等二战中备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话语权，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清算工作完全被美国一国利益所左右。昭和电工案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担心日本社会党、日本**等进步力量借助工人运动的力量掌握政权，影响自己的防共**大业，竟然将盟军统帅部的首要政策目标从遏制军国主义变成了**，负责**情报工作的盟军总部参谋二部（g2）逐步掌握了对日政策的主导权。参谋二部部长查尔斯?安德鲁?威洛比（charlesandrewwilloughby）与日本右翼走得也比较近，曾遭打击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马上死灰复燃，借机抬头。1952年（昭和27年），时任法务总裁木村笃太郎就以**的名义提出，要拨专款3亿日元建立一支忠于日本右翼政治力量的“二十万人拔刀队拔刀队：日本西南战争中，由精于日本剑术的东京警察和旧日本武士组成，专门用于贴身白刃战的部队，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敢死队”。”。这一构想，虽然由于时任首相吉田茂的强烈反对而最终流产，但木村等人却转而借助“任侠系”日本黑社会组织的力量。据说，为了获得黑社会的“协力”，木村向黑社会老大提出了“今后对于赌博犯罪，只要不是现行犯，就一律不管”的条件作为交换。
日本的“行动派”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这两个中国人听起来可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共同点：“行动派”右翼鼓励个人“敢想敢干”，通过暴力实现极端国家主义的政治诉求，其逻辑非常简单血腥——“不喜欢支持孙中山的首相犬养毅没问题，杀上门去砍了那个老头，然后大喊几声天皇万岁，你就是日本的英雄”；而后者则同样崇拜天皇，将其视为黑社会组织的最高精神领袖。在“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内部的重要仪式上，那些作为见证人的黑社会大佬的背后或者头上，总是会挂上写着“天照皇大神”的条幅，颇有“天照皇大神（天皇）”才是这些宗教仪式的最终见证者的意味。在赞成使用暴力、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等方面，“任侠系”黑社会与“行动派”右翼更是如出一辙。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行动派”右翼不屑于干一些“任侠系”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开赌场妓院等事情，他们谋求的首先是国家权力，其次才是财富。一般来说，“行动派”右翼的财富来源相对更为“体面”，社交圈中政要名流多一些。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对于儿玉誉士夫这样的右翼“行动派”，往往还心怀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敬意，遇有黑社会组织发生内部冲突的时候，右翼大佬们常常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这实际上也是二战后右翼政治势力渗透、统合黑社会组织的基础。
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一度被美国人作为甲级战犯关进了监狱，他从上海搜刮回来的财富也面临被没收的危险。但和岸信介等其他日本甲级战犯一样，面对美国一方面不废除天皇，另一方面强力弹压右翼政治团体的两手，都来了一个大变脸，转而鼓吹“日美同盟”，声称只有和美国合作才是日本未来的出路，表现出日本右翼彻头彻尾“欺软怕硬”的功利和现实。据说，从监狱放出来时，儿玉就已经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专门负责帮助盟军查获被其他人隐匿的战前日本军用物资。然而，2007年3月12日，美国解禁的一份中央情报局对日机密文件中对于儿玉的评价很低——“几乎不具备什么收集情报的能力，是一个专业的骗子，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捞钱”。
儿玉誉士夫将政治化“任侠系”黑社会团体与捞钱几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例如，1959年（昭和34年），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3月，134个进步社会团体召开大会，自发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当时日本国内几乎所有的左翼进步力量全部参与进来。另外，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也意识到了危机，成立“全日本爱国团体会议（下文称全爱会）”，将当时比较活跃的日本右翼政治组织几乎都统合起来，试图与前者对抗。4月26日，“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展开第十五次全国统一行动，发动群众请愿、集会和示威。日本国会收到请愿书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到330万人次，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请愿”。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方面却提出总统艾森豪威尔将于6月19日访日。由于日本警力已经完全用于应对游行、抗议和示威，如何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就成为让岸信介政府非常棘手的难题。按照当时接待艾森豪威尔工作总负责人桥本登美三郎的计算，为确保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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