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威胁,危机,在这些时期里人们更加或者是主动的渴望集权来带领他们度过危险,但当这些为难被顺利穿过的时候,人们心中想的就不是集权了。
大宋的朝堂很怪,和历朝历代都不相同,皇帝为了压制武将大幅提升文臣的地位,政治风气也比较开明,虚心接受朝臣们的上疏和谏言。
可以说到了大宋之后,除了一些礼法对于文臣进行限制之外,大宋的君臣更像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君臣之别的区分仅在于礼数上的差异。
尊重这东西基本上是皇帝自己争取来的,太祖太宗不用说,而真宗皇帝即便是在前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后期昏聩的时候依旧被朝臣们骂的很惨,甚至被寇老西一个相公胁迫到了战场上。
但另一方面,大宋又是一个皇权不断集中和加强的王朝,两府之间把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二,把兵权彻底从文臣的手中剥离,文臣和武将成为死对头,这不光是限制武将的手段,也是老赵家收拢兵权的办法。
都和文臣是死对头了,武将们还会听命于文臣?
最终这柄重要的枪杆子到了皇帝的手中,成为大宋皇权的重要保障,老赵家的人都知道,兵权对皇权的重要性,所以从未把兵权交出,甚至为了皇权的稳定,而把大宋主要的精锐兵力放在了都城而不是边疆。
但事实上这是多虑了,文臣没有造反的可能,也压根不想造反,他们只是想要把胸中的抱负施展出来,并且名扬天下,限制皇权的膨胀不是他们的天职,只不过是在他们施展胸中抱负时遇到的矛盾而已。
毕竟无论文武都是皇权的拥护者,皇权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没有了皇权文臣上哪去施展胸中的抱负,上哪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文臣对皇权是需要的,也是斗争的,抗衡的。
这一点赵祯早就看的清清楚楚,在帝王的御座上待了这么多年,若是连这点事情都看不清楚和,实在是不配做一个合格的皇帝。
但他这么多年来不断的加强皇权,不断的用兵为的也恰恰是为了限制皇权而打下基础。
对于赵祯来说,这个时代是美好的,政治环境也是千年难得的,没有文字狱,没有政治上的过多迫害,即便是阴谋诡计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最终也没有达到要人性命的地步。
风闻可言事,查证以自清,实在顶不住舆论压力,大不了自请出外,隔些时日再提拔重用,这些都是历朝历代极为少见的情况。
赵祯也恐惧皇权的无限膨胀,他明白后世皇权膨胀到了什么地步,文字狱可怕到什么程度,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对抗激烈到了什么程度。
史书上的一笔一划之间记录了多少的忠诚于背叛,刻下了多少的累累伤痕,这些伤痕不是刻在一个王朝的身上,而是刻进了华夏的血肉之中,刻进了百姓的骨骼之上。
所以当包拯和王韵出现在行宫之中,请求召见的时候,赵祯理解他们的担忧,也惊讶于包拯在这个时候才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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