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55 臣子难为】

史背景下产生的影响完全不一样，被迫和自愿不是一回事，国力强弱对比不同时也不是一回事，好比《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民国时能把中国资产阶级逼得跳反。

    但如果到了后世，发达强大的大中国，外国人还愿意和大中国签个这玩意儿，华夏能笑得嘴咧到后脑勺上去。

    当时的条约可不止开放通商口岸，片面最惠国待遇、单方领事裁判权等等这些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和平等不沾边。

    近代不平等条约中开放通商口岸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消极方面也有积极方面。

    消极方面是通商口岸的开放，是中国战败的产物，反映了列强侵略的要求。

    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和鸦片，使中国半殖民半地化程度日益加深。

    通商口岸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据点，中国原料被大量掠夺，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破产。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方面的影响的，积极方面是通商口岸是中国与世界发展潮流的结合点，便利西方思想文化与科技的传人，从而有利于中国了解世界文明。

    外商在通商口岸开办企业、进行早期资本输出等，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便利了中国学习外国长处和引进技术。

    对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产生了影响。

    近代列强通过发动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大门，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但中国大门的打开也使西方文明大量涌入，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事实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开放通商口岸和早期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互市是一回事。

    互市做生意方面，西方列强的目的不过是赚钱而已。

    而赚钱又分两方面，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卖，中国小农经济为主，不怎么买。

    把中国的东西卖回欧洲。

    在中国买的东西以特产和原材料为主，口岸开得多了更方便些。

    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荷兰商人首次购到由厦门运去的茶叶，1644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在《茶叶的种植、质量和品质》一书中说：“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委托厦门商馆代买茶叶150担直接运往英国。

    1699年该公司定购的茶叶有优质绿茶300桶、武夷茶80桶。1702年该公司载运的整船茶叶，松萝茶占2/3，珠茶占1/6，武夷茶占1/6。

    而此时绿茶和乌龙茶的出口是同时进行的。

    1751-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茶叶1678余万千克。

    其中武夷茶2363万磅，1063.35万千克，占总输入量的63.3%，可见这时期输入英国的茶叶以武夷为主，平均每年约100万千克左右。

    在英国武夷茶被誉为“东方美人”。

    交通由于海禁，中国的外贸全部集中在广州，而闽茶如果要运到广州，虽然最简单的就是海运，但事实上却必须经北江水路至广州出。

    但是，清末灭白莲教时加的捐租，非常高，对于闽茶盘剥很重。

    此前英人已希望开福建口岸，直接海运时，但被拒绝。

    1684年，康熙23年开海禁，外国人多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通商。

    其时已有海关监督，粤海关为内务府派人，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浙海关及江海关由各省巡抚兼，即“皇商”、“总督商”、“将军商”、“巡抚商”，不一而足。

    但各地管理并不规范，各种陋规甚多，因此外商先侧重厦门，后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并因此衍生出十三行格局。

    到1756年，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点。由此过往，应该也是外国人选择口岸的原因之一。

    厦门是亚洲最大的猪仔，奴隶，华工贸易中心，目的地是美国旧金山，古巴，南美等地。

    鸦片战争前已经是最大规模的非法偷渡港口，战争后则是合法奴隶贸易，要不开放厦门干什么。

    所以当美国打完南北战争，黑奴们被解放出来后，厦门就开始衰落了。

    至于福州，西方人进口中国的茶叶主要是红茶，福建武夷山附近的大红袍和正山小种，老外不喜欢喝绿茶，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红茶品种。

    武夷山在闽北，附近山多，只能通过福州出口。

    但是，当印度的种茶业兴起之后，比如阿萨姆和斯里兰卡红茶，因为采取了机器炒茶并且免税，因此出口到英国价格要低很多，口味也不差。

    以后，英国人就很少在福州买茶了，其他欧洲国家更喜欢喝咖啡喝啤酒。

    没有红茶出口，福州也就衰落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仅仅为通商口岸一地、一区之得失而伤及国家、民族之根本。

    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并且以主权换来的繁荣，以尊严舔来的经济，是带着血的。

    当时的通商口岸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

    经济上被侵吞，那么政治必然会被操纵，民族也必然会被同化。

    为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是极端不可取的。

    当时的有识之士正是认识到一点才极力阻挠开放通商口岸。

    就拿当时的商埠和通商口岸的区别来说。

    何谓商埠，商埠就是由中国开办的类似于后世的经济特区，那是有主权和治权的正当经济交往的地方。

    而通商口岸只是在中国地盘上开办，但中国并不享有主权，中国只是个傀儡。

    所以开明的大臣支持自来商埠，而不是被迫打开，设立通商口岸的。

    所以，通商口岸并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民族情感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

    因此通商口岸不宜多开，相反，在当时，主要任务是阻止通商口岸的开办。

    因为要融入世界市场，借助国际潮流发展自身且双方关系平等，满清开埠时双方关系不平等。

    韦宝肚子里有很多话要对张维贤说，张维贤也一样。

    韦宝觉得他要向张维贤说清楚大明开放通商口岸的好处，至少得花费两三天，至少得占用二十个工作小时。

    张维贤也差不多是这样想的，所以造成两个人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道从何开始。

    “小宝啊，你如果真的把我当爹，你就给我透一个实底，你到底想要什么？”张维贤道：“凭你现在打下的底子，既占了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这么大一片土地，又在辽东取得了绝对的实权，比当年的李成梁都有实力，你已经很遭人嫉妒了，还不赶紧闷头把手头的东西捂热乎了，还敢再做遭人嫉恨的事？若是再让海防总督衙门控制了那么多通商口岸，控制了大明所有的水师，大明天下，岂不有一成到两成都变成了姓韦的了？那时候，岂不天下人都要嫉妒你？一个被天下人嫉妒的人，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张维贤的话，在韦宝的预想内，岳父能开诚布公的这么对自己说，其实韦宝内心是觉得挺温暖的。

    就韦宝个人而言，真的对于势力发展的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是无所谓的，毕竟韦宝知道朱由校活不了两年了，下个月就要过年，就是天启六年了！

    朱由校在天启七年的夏天就得挂。

    反正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韦宝现在已经对于这一世的法则很熟悉了。

    一般历史大事件是无法更改的，就算他强行改变。

    比如韦宝救出了杨涟左光斗等人，他们过不了多久还是得死。

    除非是一些对于历史进程可有可无的小人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才不会发生什么变故。

    等到朱由校一死，整个朝廷，整个大明天下，整个大明官场，整个大明的势力范围都会重新洗牌的啊，所以现在拿到的东西，到了崇祯朝，不见得还是属于自己的！

    韦宝现在就好像是在租店面做买卖。

    总是患得患失。

    生意好了，害怕房东涨房租。

    生意差了，也害怕房东涨房租。

    源头就是，房产不是自己的，自己是臣子，获得再多，也是租房子而已。

    租房尽可能的想周全，一切费用均可能会是坑。

    韦宝作为社会底层，在现代是租过房子的。

    记得有一次租了一个月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扣两百，说什么没打扫过公共卫生，水电，卫生，物业，监控。

    当时能想到的费用都得明明白白的写在合同上，另外，很大的一个坑是，别看租房的时候房东客客气气的，一交押金，以后啥样就不一定了。

    很重要一点就是看合同，仔细看，别管房东怎么催你，一定得看清楚了。

    韦宝现在在大明混生活也是这样的心态，老朱家就是他的房东，现在的房东天启皇帝朱由校还行，谁知道到了崇祯时代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