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不能去排除,而且还要找到相对应的鞋子,所以不能作为甄别犯罪分子的依据。”林涛说。
突然,一名侦查员闯进专案组说:“戚静静的银行卡,刚才被提取了卡上全部的两万元钱。”
陈局长猛然站了起来:“好!取钱人的视频截图带来没有?”
侦查员摇摇头,说:“没有,他戴了个帽子和墨镜,看不清。”
陈局长又坐了下来:“那你急吼吼地喊什么,等于没用。”
“不,”我说,“很有价值。一来我们知道嫌疑人的体态特征了,二来这个案件的性质终于明确了,至少有一个杀人动机是侵财。”
“是的是的,”侦查员使劲儿点头,“一米八,身材健壮,背双肩包。”
“体态特征和痕迹部门推测的很一致。”我看了眼林涛,说。
“可是,我们仍然没法去确定侦查范围啊。”大宝说,“龙番七百万人口,怎么找?”
“复检尸体,看有没有进一步发现。”我说。
“‘六三专案’目前没有进展,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做的。”走出会议室,胡科长低声对我说,“这个案子,你去解剖,你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我想了想,说:“现在外围搜索出的所有线索,都是死者戚静静留下的东西,只有一样,应该是犯罪分子随身携带的。”
胡科长低头思考。
我说:“就是那几个饼干袋子。”
“嗯,对。”胡科长说。
“那么,下一步就去查这几个饼干袋子。看看生产商是哪里,主要销售渠道是哪里。”我说,“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胡科长点点头,说:“我来和支队长汇报,让他调人去调查。我们这边,会仔细检验饼干袋,看有没有指纹什么的。”
“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很强烈。”我说,“取钱都知道戴帽子、墨镜,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在饼干袋上留下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从饼干的生产销售方面入手。”
“好。”胡科长转身离去。我看了看林涛和大宝,说:“继续干活。”
还没有到殡仪馆,林涛就打来了电话:“刚才我对死者的包和钱包都检查了,没有别人的痕迹,连手套印都没有,只有死者的指纹。我判断,可能是死者主动把钱和卡拿给凶手的。”
“那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熟人,”我说,“另一种就是被威逼。”
“我也觉得死者一直没有多少反抗,可能是因为害怕,”大宝说,“戚静静是个胆小的人。”
“你说会不会是和前两天案子一样,凶手是采用了非正常体位的xìng交?”
我说。
“不会。非正常体位,他把她脱那么干净做什么?”大宝说,“而且口腔、肛门也仔细提取了生物检材,阴性的呀。”
我点点头,没说话。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尸体复检,我们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虽然第一次检验是在晚上,但是并没有什么遗漏。直到我们再次缝合尸体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了死者脚趾上的一些异样。
阳光照射进解剖室,洒在死者的脚趾上,脚趾中央的皮肤上有一块斑迹在阳光的折射下格外醒目。
我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趴在死者的脚上看。
“怎么了?”大宝问。
“那天晚上没有注意到,死者的脚趾上有一块反光点。”我说。
“那是什么东西?”大宝问。
我摇摇头,没说话。用棉签擦拭了一遍脚趾,装进物证袋,脱了解剖服发动了车子,赶往市局DNA实验室。
实验室里,DNA技术人员对我提取的棉签进行了浸泡和离心,然后取了沉淀物做了一张涂片。我拿过涂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着。
“漂亮!”我喊道。
“找到了?”DNA室的妹子抿嘴一笑。
“有精子,快做DNA检验!”我兴奋地说道。
在DNA室门口等着检验结果的时候,胡科长也传来了好消息。
“饼干袋子我们调查了。”胡科长的声音透过电话依旧洪亮,“是地方产的饼干,产地是在陕西省,主要销售渠道也是在他们省内。按理说,我们省不会有这样的饼干出售。而且,与之吻合的,戚静静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不是IC卡电话机打的吗?经过技术处理,可以确定用这个IC卡电话机打电话的那张IC卡,是陕西电信发售的卡片。也就是说,打电话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陕西?”我说,“凶手是从陕西过来的?陕西过来的怎么会对我们龙番那一块地方那么熟悉?那这案子怎么办?我刚从死者的脚趾上提取到了精斑,看来没用了。全国这么大,陕西那么大,怎么找人?”
“嘿嘿,我这儿有个好消息。”胡科长说,“我马上到办公室来,在我的办公室里见。”
4
胡科长的办公室里,胡科长靠在座椅上,喝着茶。
他说:“如果一个胆子不大的凶手,到墓地里去作案,一般会选择什么地方呢?”
“你怎么知道凶手胆子不大?”我问。
“我就是做个假设。”胡科长继续卖关子。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胡科长说:“如果我是凶手,我对现场环境非常熟悉,我若在坟场作案,就会选择我最熟悉的一块地方,比如说亲戚的坟墓。”
“等等,”我打断胡科长的话,“可是凶手为什么非要去坟场作案?”
“这个不好说。”胡科长说,“但你还没听出来我什么意思吗?”
我点点头,说:“知道,你还是在怀疑李华夏的亲人。可是侦查他们已经说了,李华夏除了个曾孙子,没人回龙番。而且,一个曾孙子,还是大学生,怎么会愚昧到给自己的曾祖父献祭活人呢?这肯定是个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