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李治的话,武媚娘略一思索,笑道:“三郎,熊津都督府的职责首要是镇抚,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又有何不可?
再则如刘仁愿奏折所说,可暂命阿弥为代都督,待百济事定,便可取消,又有何好担忧?
都察寺是恶犬,现在把这条恶犬放在敌国里,岂非正合适?”
武媚娘的话,令李治陷入了沉思。
良久,他拍了拍掌:“媚娘提醒的是,临时任命,暂代都督一职,无品无级,行不良人之事,对眼下的百济,确实是一剂良药。
如此,我才能将苏定方抽出来,投入一场对大唐更重要的战役。”
“三郎能如此想,我也替阿弥高兴,他有能力,只是缺一个施展抱负的空间。”
“机会我给他,能做到哪一步,就看他自己了。”
李治意味深长的道。
正是有了这次李治与武媚娘的对话,熊津都督府代都督之职,才会落在苏大为的头上。
这本是无奈之举。
王文度的暴毙不但引发半岛新一轮的格局变化,而且也大出李治的预料,将他原本的计划完全推翻。
大唐的名将能将不少,但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去处。
不是想抽调,就能马上抽出来的。
西边,维护着大唐与波斯大食的贸易,河西走廊,草原诸部,这部份需要重点巩固,包括安西都护府,一系列的举措和人员,几乎耗尽了大唐半数的力量。
此时在东边,所能动用的力量,是有限的。
“陛下命我为平壤道总管,此次率军前来,为的不是百济,而是高句丽。”
刘伯英目光从苏大为到刘仁愿面上扫过。
整个公廨内的空气为之一静。
这个消息对苏大为来说,算不上意外。
但在此时经由刘伯英的口说出,则有别样的意味。
刘仁愿反应极快,向刘伯英拱手道:“陛下的意思是要对高句丽用兵了?”
刘伯英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顾左右而言其它:“去岁十一月一日,扶余义慈及扶余隆、扶余泰等五十八人被大总管苏定方献俘于东都洛阳则天门。
大总管前后灭三国,都活捉了他们的国王。
朝廷为庆祝攻灭百济,赐天下大酺三日,并加授苏庆节为尚辇奉御。”
这消息现在还没传到百济,以致于在军中的苏庆节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自己阿耶灭百济之功,已经跟着鸡犬升天。
“苏定方战功如此,军中谁不羡慕,现在自英国公李勣以下,人人上表,向陛下献言,愿为先驱对高句丽用兵,以全太宗未竞之功。”
这当然是表面上的一层理由。
更深层的则是,武人们需要军功,军事贵族必须寻找一个又一个的新目标去征服。
否则,养兵有什么用?
这些军中勋贵岂不是被边缘化?
至少在这个阶段,大唐的国策,还是积极向外扩张的。
也怪苏定方灭百济太过迅速,让李治心下认为,自己的确是找到了灭高句丽的正确打开方式。
太宗时期,虽然也曾启用张亮为水军都督,水陆并进去征讨高句丽。
但那时大唐水师的力量还是太弱,并没有真正形成跨海大量投送兵力的能力。
但是到了李治这个时期,大唐水师已成。
灭百济便是明证。
此外,占有了百济,便能从前后两个方向,去夹击高句丽。
这正像大汉与匈奴人争河西走廊一样。
“张掖”,张帝国之臂,断去敌人的臂膀,让帝国有能力伸出手,从敌人的弱点给予痛击。
征服百济的意义正在于此。
受到吞并百济的鼓舞,李治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灭掉高句丽,祭拜太庙,以告慰太宗皇帝了。
“总之,征高句丽已经提上日程。
具体的方略,要等陛下进一步的诏令,我等只用奉命行事便好。”
刘伯英抚摸着花白的胡须,目光又落到苏大为的身上。
而苏大为,此时想的却是另一件事——
历史上,显庆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李治任命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率兵分道进击高句丽。
龙朔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又以萧嗣业为夫馀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诸部兵进军平壤。
五月二日,唐军作战部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同中书门下三品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统率大军及诸胡兵“水陆分道并进”,以讨伐高句丽。
平壤即高句丽都城。
大唐此番布置,与征百济时所动用的力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从始至终,在李治眼里,只有高句丽才称得上是大唐的敌人。
百济,只不过是不听话的属国,不遵天可汗之命,所以略施惩戒。
现在,在惩罚过百济后,大唐终于要对高句丽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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