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是商业贸易,必然还涉及到更高层面的许可。
秦家的大宝船数千料,排水量千吨,一次能载百万斤货物,铜料海运回来,运输却是比较方便的。
一百五十八万斤铜,也就两条大宝船就装完了。
不过能买到这么多,却不易。
“我们秦家这几年在倭国可没少投钱,咱们又出技术又用本钱的,倭国权贵们出矿出人,这合作当然好了。”
倭国盛产铜,但一直以来他们采矿的技术不行。
秦家主动找上门去谈合作,提供堪探开采以及冶炼加工技术,还包销,其中利润还是很高的。
此时的倭国虽说是大和朝当政,可天皇也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实际上地方上还是各大豪族掌权当政,连大和朝廷也基本上是苏我氏这样的门阀掌控了。
这些年苏我氏家族主导下的大和朝,全面效仿大唐改革,各方面都算进步不小,朝廷也算是一点点的从权贵和地方豪强手里收回了不少权。
班田制等的推行,确实让朝廷有些像样了。
但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之前苏我氏家族做为大陆派,一直是跟百济国关系友好,同时主导攻新罗的,这一决策,让他前些年跟大唐关系陷入危机,唐朝授权的许多劫掠船在倭国沿海劫掠,加之海上贸易的封锁,让刚开始改革兴盛的大和朝廷差点就崩溃了。
甚至还引发了朝中几场政变。
好在最终苏我氏主动向大唐低头认错,而大唐这边在如秦琅这样海贸派的努力下,也开始减轻了对倭国的打压封锁。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秦家带技术带资本进入倭国,既打通了倭国朝廷,也跟地方豪强们积极展开合作。
一边是宝船重返,输入大量倭国需要的工商货物,一边是跟各地豪强合作采银挖铜,豪强们需要大唐的货物,但大唐的货物太好,贸易尽是逆差。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通过输出银铜来填补这个逆差。
而另一方面,大和朝廷也通过对银铜矿山的开产和出售进行征收重税,来加强财政收入。
“现在不仅我们秦家,还有好些大唐豪强进入倭国开矿,仅铜矿现在就有十三处之多。倭铜矿储量丰富,仅我们投资的桧木谷铜矿,还仅是熊野铜矿山的矿洞之一,去年一年就采了四十多万斤!”
“而足尾铜矿去年更高产七十多万斤,而最大的别子铜矿,去年产了一百多万斤。”
相比之下,大唐铜产地多在偏远的西南之地,而且产量较低,更麻烦的还在于挖出来的铜矿运输出来不易,并且,滇铜质量还差,往往铸不了钱。
从先秦以来,到隋唐,钱荒一直没断过。
钱荒导致商业受限,甚至劣币驱除良币,更发生铜比钱贵的现象,这些年大唐多管齐下,但贵重金属金银铜始终都是稀缺之物。
所以现在中原的海商们,最喜欢在外面交易的货物就是金银铜。
运一船货物到倭国,本身就能赚上两倍之利,若是再运回一船铜来,转手又两三倍。
而如秦家这样直接跑过去跟倭人合作开矿的,赚的可就更多了。
秦家不止在倭国合伙开矿,在那边粗炼然后运回来,而且还跟倭国朝廷达成了协议,秦家还将运回来的铜铸成铜钱,再运回倭国卖给他们流通使用。
倭国现在比大唐还更缺钱用,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倭国钱荒更加严重,缺钱严重的限制了他们的工商贸易等。
自己铸钱一来没技术,二来成本高,所以倭人喜欢用大唐的铜钱,开元通宝成色好,得倭国商人百姓喜欢。
日本无货,只有金银。
倭国在国际贸易中,十分尴尬,唐船带去的各种商货他们都想买,可自己却没有唐人想要的东西。
于是只好拿金银来抵,但日本之前金银开采量不足。
“我们这次运过去的货都是糖、茶和丝绸,利润都是三倍。”秦禄高兴的道,这一趟买卖跑的,不仅运回来一百多万斤铜,而且带去的货物也直接赚了三倍。
“出发到回港,来回一趟加上中间停留的只用了十天时间。”他兴奋着,十天时间,赚到的钱,却超过一个州一年的税赋收入,多么惊人。
何况这么一百多万斤铜,经过再次加工提炼后,不仅能得到不少的白银,而且通过铸币厂,铸造成开元通宝的话,以秦家的技术,能获得起码一成的纯利。
这么多铜起码能铸造三十万贯钱,这意味着这趟运回来的铜利润有三万贯。